陈维崧律师(电话:139-2220-6869),组建的明法刑事团队,大量无罪、取保、缓刑成功案例,尤其擅长毒品、诈骗、职务侵占、非法集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等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辩护。&nbs... 详细>>
律师姓名:陈维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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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些人为了获得不劳而获之财往往会走上违法犯罪之路,其中入室抢劫不乏是他们使用的手段之一。被害人在行为人实施抢劫时,会采取一些防卫措施。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那么,对于入室抢劫防卫过当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由于该法条规定过于原则,也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自1997年修法以来,审判人员对于防卫行为的定性问题趋于避而不谈,不利于弘扬社会正气。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笔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多起指导性案例,借鉴相关权威观点和理论通说,大胆提出防卫过当“四步判定法”,以资对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所谓防卫过当“四步判定法”,1.反击行为是否具有防卫性质?2.能否排除适用特殊防卫?3.是否造成重大损害?4.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述为:“防卫行为-特殊防卫+重大损害+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防卫过当”。下面,笔者分别阐述每步的判断标准和要领。
第一步,防御或反击行为是否具备防卫性质?
面对人身权利(本文不论及财产和其他权利)遭到侵犯的防御或反击行为,只有客观上具备正当防卫的时空条件,主观上具有防卫意识,即“防卫性质”,才能称作防卫行为。
具体讲,防卫行为应具备四个实质要件:一是合法性,即防卫客体必须是不法侵害行为,不能针对合法行为反击。二是紧迫性,即合法权益正处于现实、紧迫的侵害和威胁之下,若不及时采取防御行动便无法得到保护。三是针对性,即防卫对象必须是不法侵害人本人的人身,不能针对无侵害行为的第三人。四是防卫故意,即防卫人主观上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并且出于保护合法权益免遭侵害的意志。
第二步,防卫客体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与第三款之间属于普通条款与特殊条款的关系;从实质上讲,特殊防卫属于正当防卫的一种。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如果防卫客体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防卫人依法享有无限度防卫权,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后果,也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就没有必要继续考察普通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问题。
准确认定特殊防卫,必须把握以下判断标准和要点:
1.防卫行为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暴力犯罪。所以,对非暴力手段实施的犯罪行为,如盗窃等,不能实施特殊防卫;对以非暴力为手段实施的抢劫犯罪行为,如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携带凶器抢夺等行为,也不宜实施特殊防卫。这里的“暴力犯罪”,应指以暴力为手段实施的犯罪行为,并非已然构成犯罪,因为定罪不是防卫人的权力。
2.暴力犯罪行为已经足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所谓“危及人身安全”,是指危害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和性权利,而不是危害人身安全之外的其他权利;比如,针对财产权所实施的抢夺等,不应实施特殊防卫。所谓“足以严重”,是指这种危害有可能造成人身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鉴于特殊防卫可以杀死不法侵害人为代价,对于充其量只能造成轻伤害的轻微暴力侵害,也不能实施特殊防卫。
3.针对抢劫暴力犯罪的特殊防卫,在暴力程度上应以侵害行为可能造成他人重伤或死亡作为衡量标准。这里所称“行凶”,应该指杀人与重伤害目的不清、界限不明的故意伤害行为,只有是持可能造成重伤或死亡的凶器、器械伤人行为;不应是一般拳脚相加之类的暴力侵害,持械殴打也不一定都是可以实施特殊防卫的“行凶”。依照刑法体系解释,对于抢劫为手段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行为,绑架为手段的拐卖妇女行为,如果达到相当暴力程度的,也可以实施特殊防卫。
5.基于防卫目的是阻却暴力犯罪不能得逞,即使防卫人没有受到实际伤害,也不应成为适用特殊防卫条款的障碍。法律并未规定特殊防卫人必须身受重伤,已被抢劫只要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对方侵害的严重暴力性质,就可以实施特殊防卫。
第三步,防卫行为是否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以上后果?
从字面理解,防卫行为所造成的“重大损害”,是指防卫人给不法侵害人造成的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达到了“重大”程度。通说认为,“重大损害”以造成重伤以上损伤程度(包括重伤、死亡)作为衡量标准。主要理由如下:
从刑法理论看,防卫过当对发生重伤或死亡结果的主观方面,大多表现为过失,少数表现为放纵的间接故意。将重伤以上界定为防卫过当的入罪标准,既切合了过失致人重伤罪、交通肇事罪的入罪标准,也体现了损害后果的“重大”性和防卫强度的“明显”性。假如将轻伤设定为防卫过当的入罪起点,就等同于了故意伤害行为的入罪标准;鉴于这种由合法行为转化而来的防卫过当明显小于故意伤害他人致轻伤的社会危害性,势必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另外,如果将轻伤后果设定为防卫过当的入罪起点,对防卫人而言显然是一种苛求,不利于达成正当防卫实践;更不用说将“轻伤”视为“重大损害”,在语法上犯了语法逻辑错误。
从司法实践看,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收录的赵泉华被控故意伤害案例,明确提出了“正当防卫致不法侵害人轻伤的不负刑事责任”的裁判要旨。
因此,一个防卫行为,如果只是造成不法侵害人轻伤以下损伤后果,仍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只有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或死亡时,才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是否构成防卫过当。
第四步,防卫手段和强度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目前理论通说认为,“造成重大损害”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构成防卫过当的两个并列的必备实质要件;即司法实践中不可能存在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过当,也不存在“造成重大损害”而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过当。如果防卫行为造成了重大损害后果、但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或者虽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未造成客观重大损害的,仍然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判断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从必要性和限度性两个方面来评价:在积极行使方面,防卫手段和措施是否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之必需;从消极限制方面,防卫强度是否导致实际侵害的法益与所保护法益之间明显失衡。具体应当依照审理查明的案发原因、时间、地点、环境,侵害人与防卫人人数多少、力量强弱,不法侵害手段(包括凶器杀伤力等)、强度、后果,防卫手段、措施、强度,以及双方当时所持主观心态等事实来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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